夯番薯四百年～蔡承豪講古：吃番薯不可不知的番薯史

by 上下游記者 蔡佳珊

冷冷的天，好想來顆烤番薯，暖胃又暖手！不說你可能不知道，番薯很夯並不是最近的事，台灣人夯番薯，已經夯了四百年啦！

吃番薯不能不知番薯事。對番薯歷史瞭若指掌的故宮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蔡承豪，曾為了撰寫《台灣番薯文化誌》一書，翻遍數百年來的文獻典籍，把眼睛都看花了，只為尋找「番薯」二字。最後終於拼湊編織出台灣番薯的複雜身世，還發現許多新鮮有趣的番薯軼事。

一顆小小番薯，穿越台灣歷史長河，故事處處有梗，有辛苦也有香甜。且聽蔡承豪老師細說分明。

不是喔，番薯的原鄉在中南美洲！在祕魯，曾經發現距今一萬年以上的番薯塊根遺骸。

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，番薯才從美洲傳播到歐洲，而後的大航海時代，番薯因為容易保存，被當做船上糧食，因而跟著環遊世界。葡萄牙人把番薯帶往非洲，西班牙人把番薯帶到亞洲，亞非的熱帶氣候地區，非常歡迎番薯來此繁衍。現在番薯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作物之一。

因此番薯之於台灣，是個道地的舶來品，歷史大約四百多年。

途徑可能不只一種。

一， 原住民帶來的。台灣原住民與太平洋諸多島嶼住民同屬於南島語族，各物種也藉著黑潮航行從南洋傳播而來，其中可能包括番薯。

二， 外國人船難時漂來的。十六、十七世紀，往返台灣附近海域的外國船隻眾多，因氣候或海流影響而發生船難者時有所聞，若船上旅客攜帶番薯當作糧食，很可能因此而漂到台灣島上落地生根。康熙年間的方志，提到有些台灣番薯來自南洋，特別有一種是來自「文來國」（今汶萊），推論有可能是西班牙等外國人帶來台灣的。

三， 中國傳來的。1594年，中國官方在福建大力推廣番薯，當地的漁民或商人，來台灣捕魚或經商時，可能隨身攜帶幾個番薯，一部分在船上充飢，一部分就留在台灣種植。

陳第的〈東番記〉，是台灣番薯的第一份目擊報告。陳第是個文人也是個旅行家，在1603年跟著名將沈有容來到當時被稱為「東番」的台灣，調查有沒有倭寇。他在〈東番記〉寫下所觀察到的台灣物產，其中就有番薯，不過是歸類在蔬菜類而非穀類，可見當時番薯還不是平埔族的主食。

跟原住民沒有關係喔。番薯是從西洋傳入中國的作物，所以用「番」字開頭，就像番茄、番石榴、番麥（玉米）一樣。

有時寫作「蕃」薯，是因為日本時代的文獻中，跟作物有關的「番」字會加上草字頭。至於「甘藷」，則是日本時代官方調查當中的正式學術稱呼。

其實以前的原住民還曾經拿番薯來嘲笑漢人呢。因為漢人拓墾經常欺騙侵佔原住民的土地，原住民就以閩南語的「壞人」來稱呼漢人，有的更稱漢人叫做「噗」，就是放屁的聲音。因為漢人常常吃番薯簽摻米，腸胃蠕動常放屁，原住民見狀就直接叫漢人「噗」，比「壞人」更言簡意賅。

鄭成功發兵東渡台灣時，因風浪太大，被困在澎湖島上多日，面臨缺糧危機。鄭軍只好就地募集糧食，湊合到一些番薯、大麥等雜糧，勉強稍解燃眉之急。

鄭軍開進鹿耳門以後，荷蘭軍隊退守熱蘭遮城，撤守時把庫存稻米都燒掉了。戰事不斷拉長，鄭軍的糧食又拉警報，於是鄭成功下令：就地開墾！

種什麼能最快收成又能填飽肚子？答案就是：番薯！根據《梅氏日記》，就是被鄭軍俘虜的荷蘭土地測量師Philip Meij的紀錄，士兵們非常認真地種植番薯，無論是山腳或是可以開墾成水田的平地，「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被耕種」。無論士兵的年紀多小，通通都瘋狂投入番薯的種植，直到足以維持鄭軍三個月的溫飽。

番薯成為鄭軍能夠支撐九個月最終獲勝的大功臣，如果沒了番薯，台灣歷史可能就此改寫！

清初來台採硫的郁永和說台灣「產糖蔗雜糧，有種必穫」，好像處處平疇沃野的天堂，讓移民冒險勇渡黑水溝也要來。可是水源有限，平原有水田、旱田；土壤有別，有上上田也有下下田。如果分到沒水又貧瘠的田，難道就天堂夢碎？

幸好還有番薯，幫忙先民扭轉乾坤。番薯不僅耐旱，對各種土壤的適應力也相當強，無論是砂質壤土還是壤質砂土都能長得頭好壯壯，連海邊的鹽份地帶都可以種植。它又生命力強韌，不用太費心照顧也能繁殖收成。

移民紛紛渡海來台，要養活這麼多的人口，幸虧有番薯。清初的台灣方志就如此記載番薯：「一畝地有數十石之穫。地土薯、力省而獲多，有貧者賴以克腹。」

當平原開墾逐漸飽和，先民只好往山區發展，番薯繼續當他們的開路先鋒。「左手植藍，右手種薯」是漢人利用山區的主要模式。「藍」就是山藍，又稱大菁，是可製作染料藍靛的植物，「薯」指的自然就是番薯了。有番薯作為後盾，開墾者不用擔心糧食問題，得以專心在山上種植經濟作物。

而更厲害的是，番薯在地下成長時，隨著塊根逐漸膨大，地底的土層也跟著鬆軟了，等於一邊種植一邊改良土壤，是初墾之地的天然幫手。

番薯在台灣如魚得水，到了清初，從南到北的多本方志中都有番薯的記載，可見番薯已經遍布全台了。因為物美價廉，到了十八世紀初，竟然開始回銷中國了。漳泉一代的商人，從中國運來布匹、鐵鍋、瓷器、紙等台灣缺乏的生活用品，回程時載運米、麥、豆、鹿肉和番薯到廈門等地銷售。

由於當時台灣番薯比中國大陸便宜很多，有人甚至為此鋌而走險，偷渡來台，就是為了買台灣番薯，再賣回中國大賺一筆。1790年，就有兩艘小船偷偷摸摸在東港上岸，船上行跡可疑的四個人，還沒來得及買番薯，就被查獲了。

彼時，大陸沿海若發生饑荒，官方也會立刻調動台灣的「薯絲」前往賑災。薯絲就是曬乾的番薯簽，在災荒時比稻米還好用，因為稻米還要去殼，薯絲加水煮熟就能吃。

老一輩常說「我們都是呷番薯長大的」，但是每個人吃的可能不是同一種番薯。其實日本時代的番薯品種百花齊放，1922年之前，栽培面積最多的大老級品種是從沖繩來的白和蘭。北部和東部的明星品種是七十日早，號稱七十日就可收成。中南部地區是台農三號、十號、青心尾、嘉義種的天下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地方性的草根勢力，譬如新竹的鐵線藤、台中的五斤種、高雄的番種……

稱霸台南的嘉義種番薯，顏色偏白、產量極高，是嘉義東石的農民從嘉義農事試驗支所（今農試所嘉義分所）偷採出來的，這個原本不被研究人員看好的品種，卻意外走紅，成為1930年代台南地區占有率最高的品種。

日治時期的甘藷品種多元豐富，請點選圖片可放大欣賞

日治時期，番薯有一波重要的「綠色革命」。1900到1937年間，台灣番薯的收穫量從兩億公斤激增到十七億公斤，種植面積從三萬九千公頃增加到十三萬九千公頃。平均每公頃收穫量更翻倍，從五千兩百公斤，提高到一萬三千公斤。這般亮眼的增產成績，來自於有計劃的品種引進、改良和栽培技術提升。

1907年起，台灣總督府的農事試驗場就從中國、日本、美國、爪哇、婆羅洲等地引進各種品種，進行馴化試驗，並推廣優良品種。1922年，更在嘉義農事試驗支所展開雜交育種工作，精選出產量高、品質又佳的品種。

這些「混血兒」模樣、滋味各個不同，都以「台農」為首命名，如同一個番薯地球村。

當時的番薯除了食用之外，還加入了戰時的「工業兵團」，背負著支援戰事的使命。因為番薯可用於發酵工業和無水酒精的製造，生產乙醇、甲醇、丙酮等有機溶劑，作為軍需工業原料。

在日本時代，有些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自稱「番薯仔」，因為台灣的形狀就像一顆番薯。不過大規模稱台灣人為番薯，是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。

當時台灣兵與外省士官因為語言習慣大不同，為區隔彼此而有了戲稱，外省士官覺得台灣兵土土鈍鈍，就像他們吃的番薯一樣，所以就叫他們「番薯」，台灣兵很自然就反稱這些班長、排長為「芋仔」。

原本這些戲稱也無惡意，而且只在軍中流傳，不過後來在政治情勢下，才被煽動而帶有族群對立的意涵。

其實，芋頭比番薯更早生根在台灣土地上，甚至可溯及新石器時代！早期台灣根本是主食芋頭的原住民樂園，而番薯是漢人大量遷台以後才普及的。所以從歷史說來，是番薯趕走了芋頭才對。

戰後二十五年，是番薯狂飆的黃金年代。戰後初期百廢待舉，台灣民眾搶購糧食，商人囤積走私，造成米價高漲。稻米更必須擔任外銷主力，出口來換取日本的肥料和工業器材。此時幸好有番薯，為台灣島民打造了一層安全網，發揮穩定社稷的功效。

隨著農業逐漸復甦後，農家普遍以養豬作為副業，番薯的角色更為關鍵。當時糧食局提倡「雜糧、養豬、稻米」的循環增產模式，也就是種植番薯等雜糧用來養豬，豬的排泄物又可用來堆肥、改善土壤，進而增加稻米產量。

番薯餵豬也餵人，領土不斷擴張，最高峰時廣達二十四萬公頃！這數字幾乎與現今稻米種植面積相當，顯示番薯在那個「以農養工」的年代，默默擔任台灣經濟起飛的幕後功臣。也因此，現今許多長輩的腦海中都銘刻著煮番薯養豬、再賣豬付學費家用的童年記憶。